樹皮的碎裂脊線，岩石上的點點青苔，地面鋪疊了幾個秋天的落葉。

也就是說過去的歷史不能或忘，但與其緬懷過去，不如關注當下，西藏當前的經濟自然需發展，同時讓所有藏人能分享經濟成長果實，雨露均霑。習近平更在2013年指出「要精心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創新對外宣傳方式，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至清朝時因西藏內亂外患不斷，格魯派（即達賴、班禪喇嘛所屬教派）脫穎而出，卻最終讓清廷控制力深入西藏。藏傳佛教薩迦派更藉蒙古帝國的「外來政權」兵威稱霸青藏高原。就中國官方的西藏紀錄片內容來看，其宗旨皆在強調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其手法卻大多自歷史出發。其次，我向來認為不斷強調歷史上的歸屬對當代人民的意義非常薄弱。民族地區治理的複雜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如同中國許多制度般，具有「中國特色」，我並不認同完全能以西方制度類比援引，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施行迄今，必然有待檢討之處。

藏傳佛教各教派已成西藏的割據勢力，足以與西藏世俗貴族相抗衡。「大外宣」是「中國對外宣傳大布局」的簡稱，為因應北京奧運時國際輿論的反彈，中國早自2009年便投下巨資進行全球宣傳。為了重新啟動改革進程，學運分子作了最後的努力，在香港政府總部附近發動了長達79天的大規模街頭佔領的「雨傘運動」。

看起來，中國政府已有了答案，這答案標誌著一個抗爭失去目標的開始。差不多在36年前的5月22日，他是這樣回覆的：「這是理所當然的。這削弱了中共新版《國安法》的法理依據，即抗議運動是代表著分離主義甚至是恐怖主義。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第二次令人心碎的事件發生在2014年，香港民主人士數年來為爭取通過自由選舉改革方案的努力，以失敗告終。

但沒有人確切地知道如何去做。實際上，香港當前的危機完全是當局拒絕參與解決香港人關切的問題，反之鎮壓所造成的產物。

本來結果是可以截然不同的。香港已失去一樣有巨大意義的東西。失去的，肯定不是抵抗的意志。世界各地，包括中國的媒體，也將總部設在香港。

北京這個做法，是要宣示該法律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北京對香港及其人民擁有絕對的權力。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動用警力鎮壓，反使抗議者凝聚力量，成為席捲全港的群眾運動。第一次是1989年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大屠殺。警察向報導示威的記者噴胡椒噴霧，迫使他們從馬路走上人行道，一位攝影記者說她被「嗆喉」。

這股危機並非空談，最近幾週，在新冠病毒疫情的掩蓋下，香港警察逮捕了數百名支持民主的抗議者，以及知名的社運人士，罪名包括從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到違反防疫「限聚令」的措施。從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到引渡條例的路途上，不祥的訊號不斷，現在，「港版國安法」就是一個不能回頭的標點。

從現在開始，香港示威者將不再只是組織反抗香港政府，甚至是要反抗中共本身。抗議運動由要求香港政府撤回了一個構思不當的引渡條例開始，該法案會使香港人被引渡到中國，受其不透明的法律制度審判。

當局並未有讓步，反而以武力清除了佔領場地。國安法如何通過，就如同其內容一樣，令人震驚：該法律將由中國最高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單方面制定，而不是經過香港的立法機關。這東西不是民主，因為香港從未有民主。在短期內，香港人最擔心的是安全。當年，許多香港民主運動人士對中國的情況深表同情，並熱情地說要將自由進步的價值觀帶入中國，這一渴望得到了中國最高層改革者的回應。他們能夠批評政府，而不必擔心政府的報復。

在我撰寫本文時，社運人士已經計劃了一連串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決心戰鬥到最後一刻。這將對香港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香港殖民統治結束23年後，中國政府宣布將對香港實施一項長期以來令人擔憂的「國家安全」法，實際上是要將異見人士入罪。我們現在正經歷第三次心碎。

這個城市不僅是民主運動人士的家園（也是近期工會運動迅速發展的地方），且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勞工組織和持不同政見者的避難所，還是保護在香港和跨境移民、難民、同性戀者、性工作者與其他群體的基地。但是，如果新的法律與內地的法律類似，那這段自由日子將很快過去。

接近北京的官員表示，該法律可能由中國國家安全部門執行，這個部門曾使未經審判的中國維權分子「被消失」而聞名。1984年，英國和中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兩國同意香港的「生活方式將維持50年不變」，而香港居民最終將選出自己的領導人。其實，香港的立法機關早已被親北京勢力所操縱接近北京的官員表示，該法律可能由中國國家安全部門執行，這個部門曾使未經審判的中國維權分子「被消失」而聞名。

這種難以形容的暴力行為，使北京當局與香港受震驚的民主派人士之間，撕出一道大的裂痕，他們原來謹慎樂觀情緒被強烈的恐懼所取代。我們現在正經歷第三次心碎。

1984年，在《聯合聲明》簽署之前，一群香港大學生給中國總理趙紫陽寄了一封信，詢問他們在移交後是否可以期待一個民主的香港。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動用警力鎮壓，反使抗議者凝聚力量，成為席捲全港的群眾運動。

抗議運動由要求香港政府撤回了一個構思不當的引渡條例開始，該法案會使香港人被引渡到中國，受其不透明的法律制度審判。這股危機並非空談，最近幾週，在新冠病毒疫情的掩蓋下，香港警察逮捕了數百名支持民主的抗議者，以及知名的社運人士，罪名包括從公眾地方行為不檢到違反防疫「限聚令」的措施。

也不是自治，因為香港從未享有過完全的自治權。在我撰寫本文時，社運人士已經計劃了一連串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決心戰鬥到最後一刻。當年，許多香港民主運動人士對中國的情況深表同情，並熱情地說要將自由進步的價值觀帶入中國，這一渴望得到了中國最高層改革者的回應。這削弱了中共新版《國安法》的法理依據，即抗議運動是代表著分離主義甚至是恐怖主義。

北京這個做法，是要宣示該法律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北京對香港及其人民擁有絕對的權力。這個城市不僅是民主運動人士的家園（也是近期工會運動迅速發展的地方），且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勞工組織和持不同政見者的避難所，還是保護在香港和跨境移民、難民、同性戀者、性工作者與其他群體的基地。

運動的失敗，開啟了加速鎮壓的大門：在隨後的幾年中，運動的領導人被抓去坐牢，反對黨的議員被剝奪席位。這一事件，基本上扼殺了中國民主運動以及和平示威者的生命。

1984年，英國和中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兩國同意香港的「生活方式將維持50年不變」，而香港居民最終將選出自己的領導人。警察向報導示威的記者噴胡椒噴霧，迫使他們從馬路走上人行道，一位攝影記者說她被「嗆喉」。